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文学作品是记录历史的重要载体，因而它具有传承记忆、昭示后人的重要功用。“书香文脉”第23期推介一部抗战时期石川达三创作的中篇小说——《活着的士兵》（『生きている兵隊』），从日本人的笔触感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罪恶。
石川达三（1905~1985），日本著名作家。1935年，他凭借中篇小说《苍氓》获得首届“芥川奖”，作为社会派作家正式走上文坛。1937年12月下旬，声名鹊起的石川达三被“中央公论社”派往南京，在日本侵华战场上采集创作素材。1938年1月，南京已经沦陷，他辗转来到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第16师团，开展为期1周的采访活动，了解基层士兵的生活经历和作战状况。1938年2月，刚回日本的石川达三立即写作，在十余天时间内完成中篇小说『生きている兵隊』，并发表在2月17日发售的《中央公论》3月号上。小说描写一群日本士兵从华北到南京一路上烧杀抢掠的暴行，其原型是作者在上海至南京之间的亲眼所见和对士兵的采访内容。由于小说直逼战争真相， 2月18日便被日本外务省禁止发售，石川达三及中央公论社也因此获罪。
▲石川達三：『生きている兵隊』，“日本の文学”第56册“石川达三”卷，中央公论社1966年版，厦门大学图书馆藏
『生きている兵隊』虽遭日本当局迅速禁售，但它的汉译本随即出版面世。1938年3月18日，上海《大美晚报》开始连载由白木翻译的《未死的兵》。同年，三个汉译本问世；一、张十方译，书名《活着的兵队》，上海文摘社1938年6月初版；二、夏衍译，书名《未死的兵》，桂林南方出版社1938年7月初版；三、白木译，汪子正绘图，书名《未死的兵》，上海杂志社1938年8月初版。三个汉译本都以《中央公论》刊行本为底本，译者作了部分增删，因此三个译本的内容有所不同。白木译本仅为日文本的三分之一，在每章增加一幅插图，以更直观的形式揭露侵华日军的罪恶，因此它被印刷了多个版次。
▲石川达三著，白木译：《未死的兵》，上海《大美晚报》1938年3月18日第3版
▲石川达三著，白木译，汪子正绘图：《未死的兵》，上海杂志社1939年3月3版，厦门大学图书馆藏
▲石川达三著，张十方译：《活着的兵队》，上海文摘社1938年6月初版；石川达三著，夏衍译：《未死的兵》，桂林南方出版社1938年7月初版，均收录于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在战争时期，因言论和出版的严格管控，《中央公论》刊行的是作者原稿的删节本，排版时甚至留有大量的空白。二战结束以后，1945年12月日本河出书房出版了作者原稿，『生きている兵隊』的日文全本得以面世。同样，抗日战争时期的汉译本不再满足读者需求，新汉译本也应运而生，又先后诞生三个译本：一、钟庆安和欧希林合译，书名《活着的士兵》，昆仑出版社1987年出版，作为“外国军事文学译丛”之一；二、金中译，书名《活着的士兵——南京大屠杀1938》，文化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三、唐卉译，书名《活着的士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出版，作为“战争系列文集”之一。细读三种新译本的序言，每种译本的出现与时代气息密切相关，它们都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意义。
▲石川达三著，唐卉译：《活着的士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厦门大学图书馆藏
近期，电影《南京照相馆》正在热映，《活着的士兵》俨然其“剧本”之一，而亲临现场的石川达三的个人遭遇也像极了影片中的“伊藤秀夫”。1938年，被判入狱的石川达三获得“戴罪立功”的机会，再次作为“中央公论社”的特派员，前往武汉战场采访创作，并于1939年1月出版新著《武汉作战》。然而，与前部小说的论调截然相反，战争罪恶全然被扭曲的灵魂所粉饰，这一变化值得读者深思。
【文献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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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古籍特藏与修复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