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鲁迅执教于厦门大学，期间他与许广平鸿雁传书，这些书信让我们看到他在厦门的生活。其中，1926年9月30日的信中生动描述了买香蕉的情节：
只吃了几回香蕉，自然比北京的好，但价亦不廉，此地有一所小店，我去买时，倘五个，那里的一位胖老婆子就要“吉格浑”（一角钱），倘是十个，便要“能（二）格浑”了。——鲁迅《两地书》
闽南话难懂，鲁迅大概只弄明白了“吉格浑”“能格浑”的读音和意思。
时至今日，闽南话仍是闽台地区的日常通用语言，厦门地铁播报的“恰恰恰”已成网络热梗。“书香文脉”本期就来推介破译闽南话的密码本——闽南方言韵书。
厦大图书馆收藏着1册名为《八音定诀》（又名《八音定诀全集》）的韵书，叶开温编著，觉梦氏作序，清宣统元年（1909）厦门倍文斋铅印本。叶开温、觉梦氏是何许人士？目前尚不知晓。此书序言亦未明言是何地方言。据厦大中文系钱奠香副教授统计，“该书版本较多，主要版本有1875、1904、1909年厦门信〔倍〕文斋活字版，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端月木刻版，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厦门会文堂版，1904年福州福灵堂刊版，1924年厦门会文书局石印本，1940年厦门会文堂石印本。”现在较为通行的早期版本有3种：清光绪二十年刻本的手抄本，清宣统元年厦门倍文斋铅印本，1924年厦门会文书局石印本。
▲叶开温《八音定訣》，清宣统元年（1909）厦门倍文斋铅印本，厦门大学图书馆藏本，古籍普查出版编号： 350000-2042-0000490
▲叶开温《八音定诀》，据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本影印，收入乔全生主编《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第13辑第8卷 ，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H17/685/(13:8)
▲叶开温《八音定诀全集》，据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本影印，收入马重奇主编《明清以来闽方言文献集成》第2辑第7卷，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H177/951.12/(2:7)
20世纪八十年代，语言学家李如龙对《八音定诀》作了初步研究，将其与泉州韵书《汇音妙悟》（嘉庆年间黄谦编）、漳州韵书《雅俗通十五音》（同治年间谢秀岚编）及厦门韵书《一目了然初阶》（光绪年间卢戆章编）对比分析，认为“《八音定诀》的音系和漳、泉腔判然有别，而和《一目了然初阶》则是十分相近的”。近年有研究指出，“《八音定诀》以厦门音为主，兼收泉州、同安、漳州的方音”。无论如何，要破译“恰恰恰”的文化密码，都绕不开这部光绪年间叶开温编著的《八音定诀》。
▲李如龙《〈八音定诀〉的初步研究》，《福建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
鲁迅对闽南话不感兴趣，甚至觉得它是“无味”的，自然无心钻研厦门话。1926年，青年学者罗常培跟随鲁迅、林语堂等一批学人来到厦大，他对闽南话却是情有独钟，并且勤于调查研究，1930年完成了《厦门音系》。据该书《自序》，罗常培广泛征集厦门本地通俗韵书、里巷谣谚和传教士编著的罗马字注音，相互比较研究。其搜集的本地韵书，可能就包括前述厦门倍文斋或厦门会文书局出版的《八音定诀》。
语言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变化，罗常培不满足于参考已有韵书，与“土著”学者林藜光、薛澄清等一同深入开展田野调查，以当时厦门人的“乡音”为研究资料，采用现代语言学方法，撰著符合时代特征的方言韵书《厦门音系》。此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甚高，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奠基石之一。罗常培作为一代语言学大家，其方言研究乃至民族语言研究正是藉由此书起步。
▲罗常培《厦门音系》“自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版和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厦门大学图书馆藏
1985年，厦门籍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与同为复旦大学教授的游汝杰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他们提出“文化语言学”的学科概念，其理论出发点是：“文化因素是造成语言演变和发展的原因之一，或者说，语言的宏观演变和部分微观演变是文化原因造成的。”基于此，包括闽南话在内的诸种方言不仅是地方文化的“镜像”，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研究晚清的《一目了然初阶》和《八音定诀》、近代的《厦门音系》以及现代的厦门音，从中不仅可以看到闽南话的宏观或微观演变，亦能探寻到其背后深蕴的中国文化变迁。“恰恰恰”是新时代的厦门记忆，若是鲁迅在世，在他的书信里也可能是个梗吧！
▲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复旦学报》1985年第3期；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H17/6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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