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王鸣盛指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特别强调了治学与目录的关系。古往今来，众多学有心得、研治有方的通人大家正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开启了自己的读书问学之旅。本期“书香文脉”以馆藏书目的整理出版为例，特别介绍专门从事治书之学的图书馆是如何提升自身的编目业务，联结起“目录”与“治学”的两端。
1931年5月9日，《厦大周刊》以“图书馆刊印书目”为题发布了一则学校新闻。其中提到：“近年来本校图书馆承黄弈住先生捐购书籍及外界赠书添数甚多，加以前国学院所藏中文书籍，及动植物化学各系所藏外国书，总计中文书，约有四万册，外国文书，约有二万册。去年图书馆早有编印中英文书目之议，旋因本校印刷所印务繁多，迄今方得动工，闻该项书目，本年暑期内定可出版云”。
▲左：《图书馆刊印书目》，《厦大周刊》第259期，1931年5月9日；右：《本校图书馆中文书目出版》，《厦大周刊》第270期，1931年11月14日
半年以后，《厦大周刊》在同一栏目跟进了这一消息，发布了“本校图书馆中文书目出版”的简讯：“本校图书馆中文图书目录，于本年暑假前交本校印刷所排印，兹已出版，为道林纸平装本一厚册，共有二百馀页。该馆中文图书分类法，系采美国杜威十进法，惟略加变通，以期适合中籍之性质，至著者号码，则采用王云五氏四角号码，分类精审，登记完备，嗣后向该馆阅览图书，按图索骥，获助必非浅鲜云。”
两则简讯前后呼应。前一则说明动议编印书目的缘由在于历年图书的增加，数量较大，图书馆作为文献资源服务和保障的重要机构，亟需编制一部反映当前藏书概貌的书本目录，以便于读者翻检查阅；后一则介绍业已出版的这部目录能较全面地反映实体馆藏，同时指出其在分类、著者等条目组织上的特色，总体均指向方便读者这一目标。这是目前所知公开出版的完整反映本馆中文图书收藏的最早的一部目录。
▲《厦门大学中文图书目录》，1931
林文庆校长在卷首序中充分肯定了编目工作的意义，他说：“可是，徒有浩博的图书，而无适当的分类编目，用起来是茫无头绪极感困难，而且要花费许多时间；尤其是有成千成万图书的时候，这分类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我所要附言的，就是盼望校内人士，都能够善用这图书馆，因为这是一般学子养成自修和研究习惯的最好的机会。”
前句是说，图书馆的编目工作可以极大提高找书的效率；后句是希冀看书的读者能够藉由这本书目充分利用好馆中的图书，锤炼心性，培养良好的阅读、研究素养。
翻开1931年版的《厦门大学中文图书目录》，附于书前的书袋卡上，赫然登记着薛澄清、郑德坤、台静农等著名学者的名字。这是他们在厦大学习或任教期间的借阅记录，有些名字还不止出现过一次。这些反复借阅使用的痕迹，见证了这本书目曾陪伴过他们在厦大的学术成长，为他们日后成名成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林校长在序中的这番话极其中肯。此后，图书馆的编目出版工作也是在这一精神指引下不断推进的。仅1937年以前，陆续编印出版的各类书目至少就有五种。
▲《厦门大学中文图书目录》，1937年6月。索书号Z822.6/277
▲厦大校刊第一卷第九期《中日文期刊目录专号》，1937年1月
百年来，馆藏图书持续增加，我们的编目业务也在随着技术推进而自我更新。时下，AI技术的应用让检索变得前所未有的快捷，传统的目录学似乎已然落伍。然而，当大家在利用AI做研究时，往往会遭遇离奇的“幻觉”。比如让AI推荐经典书目，它有时会言之凿凿地编造出一部根本不存在的“伪文献”，甚至连出版社和年份都伪造得天衣无缝。
面对这种看似高级的虚假数据，单纯的关键词检索无能为力。此时，唯有借助传统目录学中“分类、版本”等核心要素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虚假的线索才会瞬间现出原形。如此，我们的百年编目传统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展现出了传统学问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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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古籍特藏与修复部
